跨国公司自身会设有公共事务部门，同时通过企业协会来施加影响。

之前研究例如韩大元：《简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三、法治中国：挑战及其应对 前文通过历史与实践、价值与实践双重逻辑线索从法治中国的历史任务、基本要素与价值体系三个方面构建了法治中国的理论逻辑，法治中国的建设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图谱，实现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保证党、人民、国家三者意志的始终统一。

C. Hobson, Revolution, Represent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Democrac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7(2008).但相似的问题意识不意味着相同的问题，中国的民主结构有更为特殊的地方，后文详叙。凡是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光是党内作出决定也不行，还要同人民商量，要通过国家的形式。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公报中进一步提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夏锦文：《法治中国概念的时代价值》，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另一方面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提出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

[43]【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随着改革带来的世俗化利益追求、权利意识勃兴以及公权力在改革过程中日益扩张，对于党和国家以集体的名义做出的行为是否要受到法的约束，法究竟是一套传统中国法家所言之治民之术还是具有更高的正当性基础，就开始新一轮的论辩，[12]十六大报告中正式明确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论断。即谣言要达到明显教唆刑事犯罪行为的程度，单纯的危害可能性不再作为限制言论的主要要件。

王锴，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2)该条采用了类似于通知—取下的机制，但是问题在于，该条只有取下机制，缺乏通知机制。第三，由于成年人担心进入该类网站所填写的个人资料遭滥用，反而导致实际上将成年人拒之门外的结果。第二，只提供信息索引服务的网络平台提供者(internet platform provider，简称IPP)，一般被视为书报杂志配售经销者，此时其地位有如现实生活中之书店，书店代人经销著作，其本身对于书籍的内容并无编辑之权力，其只能单纯地提供书架陈列作者之著作，此时言论之责任仍归属于原著作权人，经销者仅于明知其经销的信息违法时，方有可能为其所经销的信息负责，比如普通的网站、BBS即属之。

[24] (3)该不法行为带来的危害十分严重。如前所述，真实恶意实际上在针对公众人物和公共事务时，用主观标准来取代客观标准，从而将举证责任从被告转移到原告(过去是被告要证明自己所说真实，现在是原告要证明被告有过错)，客观上起到保护被告的监督权的功能。

与前述美国法院的认定标准相比，首先，《解释》没有区分针对公众人物的诽谤和非针对公众人物的诽谤，也没有区分涉及公共事务的诽谤和不涉及公共事务的诽谤。网络谣言与传统的谣言相比，在性质上并无不同，只是传播媒介发生了变化，即在同等内容的情况下，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犹如教唆犯罪，始非言论自由保障之范畴，而得加以禁止处罚。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就是，即使给予言论自由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也不会保障在戏院内谎称失火而引起恐慌的言论。

所以，网络谣言的宪法规制既要重视网络的独特性，也要注重传统的言论规制手段在网络时代的共通性。由此也可看出法律适用部门不想打击面过宽的良苦用心。三、网络谣言的宪法规制对象 网络谣言只是未经证实的信息，并非完全没有价值。[26]两高《解释》中虽然将明知以捏造论处，似乎带有真实恶意的意图，但实际上与真实恶意相去甚远。

就网络的内容规制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简称ISP)是否要对网页的内容负责？对此，美国法院一般根据ISP参与网页内容的程度来界定：第一，对于经其公布之信息内容具有实质编辑权力的网络内容提供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简称ICP)，通常即被定位为印刷出版者，此时ISP对于其发布之言论内容即必须负责，一般而言，电子报、电子杂志即属之。[2]那么，什么是网络谣言？如何对网络谣言进行规制？本文拟从宪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30]再比如，2013年8月26日，河北清河县网民赵某在当地论坛发帖听说娄庄发生命案了，有谁知道真相吗？警方称该信息被迅速点击1000余次，严重扰乱了当地公共安全秩序，给予赵某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这等于将判断谣言内容真实与否的权力置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手中，其判断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值得怀疑。

[33]其次，采取何种手段对网络的内容进行规制？因为宪法规制手段的优势在于具有强制力、见效快，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容易以偏概全，在杀伤有害言论的同时也误杀了有益言论。这种通知—取下的程序源自于美国1997年的《数字著作权澄清和科技教育法》。同时，如果将所有谣言纳入宪法规制的范围容易导致政府滥用公权力，将一些不为政府所喜欢的言论统统定性为谣言，反而助长了政府去掩盖真相，侵犯了人们的知情权。依据双阶理论，谣言显然属于一种低价值言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谣言就完全不受宪法的保护。他说，除非某种言论所引起的危害非常迫切，而且在我们尚无机会就该言论予以充分讨论前，该损害即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否则该言论所引起的危险不能被视为明显且即刻。第三，只提供上网连线服务的网络接入提供者(internet access provider，简称IAP)，其地位有如电话公司，是以被定位为电信业者，其对于所传输之信息自亦不需承担责任。

(三)对两高《解释》的分析 从两高《解释》第1条对诽谤性言论的认定来看，其标准包括：(1)捏造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比如记者罗昌平在网络上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时，即被国家能源局回应是纯属污蔑造谣。

[26]孙万怀、卢恒飞：《刑法应当理性应对网络谣言——对网络造谣司法解释的实证评估》，《法学》2013年第11期。另一种是寻衅滋事罪，针对煽动性言论。

这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实质性的公众人物理论。[10]所以，即使低价值的言论只要是个人意思自治的结果，也应得到保护。

所以，有学者主张中国在认定诽谤罪时，尤其针对公众人物或公共事务时，着眼点不应放在客观上是否与事实相符，而应放在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这从美国治理网络色情言论的三个法律的最终命运来看，尤其明显。【注释】 刘浩，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同时影响的范围过于广泛，不但侵害宪法所保障的成年人的权利，同时又规制所有网络上低俗不雅、令人不悦的言论，即使提供教育的讯息非营利组织，或者是传送性教育讯息电子邮件给未成年子女的父母，都会成为CDA的处罚对象。

就霍姆斯大法官看来，这种立即的危险就是紧急状态。四、网络谣言的宪法规制手段 宪法规制言论的手段可以分为结构规制与内容规制两种，前者是针对传播渠道的规制，后者是针对传播内容的规制。

2012年12月18日，知名足球教练陈亦明诉李承鹏、《足球》等名誉侵权案，终审被改判败诉，法院的理由都是公众人物对于新闻报道可能对其名誉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容忍。公众人物的理论出现之后，面临的争议是判断公众人物的标准到底是看其身份，还是看其涉及公共议题？因为在1971年的Rosenbloom v.Metromedia，Inc.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曾把不实言论是否涉及公共议题作为判断适用真实恶意原则的标准。

(2)被告对于所发表的言论，是否有作合理的查证。从两高的《解释》规定来看，网络谣言主要可能涉及两种犯罪：一种是诽谤罪，针对诽谤性言论。

对于针对言论内容的限制，法院一般采严格审查基准，即政府的目的是在追求相当急迫且非常重要的利益，其所用的手段是为达到该目的的必要且侵害最小的手段。该法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著作权人的书面通知之后，在技术上可行且经济上合理的情况下，应于10天内删除或阻断接触侵权言论。1998年的《数字千禧年著作权法》更进一步规定，当受害人经由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方式，将有侵权嫌疑的讯息自网络上取下，对于取下讯息的使用人给予救济的机会，其可以做相反的通知。[23]所谓立即就是说，如果煽动的是未来为不法行为则不得禁止。

所以对谣言必须要区别对待：(1)对于事后查证属实的谣言，不予追究。[19] (二)煽动性言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煽动性言论主要适用霍姆斯大法官在1919年的Schenck v.United States案中所确立的明显且即刻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原则。

亦即，依照低价值言论的不同类型，衡量系争的不同利益，采用不同的审查基准，而界定在什么情况下，得对特定的低价值言论加以限制。所以，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将谣言定义为未经证实的信息是可取的。

当然，这种真实性证明并非证明言论全部真实，如果某些部分的真实性无法证明，而其他部分的真实性被认为可以接受，并且其未证明部分又不是实质性损害原告名誉的，在这种情况下真实性证明仍然成立。[18] 3.对私人非涉及公共事务诽谤采用无过错责任 所谓无过错责任是指对私人非涉及公共事务的诽谤，除非被告能够证明其为真实，否则，就算在做出诽谤言论时，被告无任何过错(既不是故意也没有过失)，其也做了相当的查证工作，被告仍然要承担诽谤的责任。